而大宋立国之初，因为地方上也有不少节度使，就这麽沿袭了下来，後来太宗继位时有「烛影斧声」之事，其实地方是有些猜度的，所以仍旧需要出让利益安抚地方，就也没改，真宗继位则是因循旧例，仁宗继位时年纪太小，章献太后也未能革除纠正，就这麽一以贯之了下来。

富弼再次成为首相，如今又是幼主临朝、太后垂帘，国朝重担几乎系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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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後，礼官们又对「祔庙」环节进行了讨论。

同知礼院、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吕夏卿上奏，称「请大行皇帝山陵复土之後，百官列班迎接灵驾回京，山陵使先入见，中午行初虞之祭，虞主不题諡号，九次虞祭完毕，然後行卒哭之祭，次日祔庙。」

这个流程倒是没什麽太大争议，故而便顺利通过了。

至此，关於大行皇帝身後事的礼制议定，才算是彻底完事。

而後就是关於新帝的事情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年号，两制官员商议後，经过多轮筛选，最终给出了五个备选方案。

而针对很多大臣非常关心的「进奉表」问题，富弼则是亲自定了调，进行了制度革新。

什麽是「进奉表」呢？

就是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军等，各派亲属进奉贺登基表到京师，朝廷不问官职高低、亲属远近，一律推恩授官，甚至包括班行幕职、权知州军，有的所派之人根本不是亲属，也授给斋郎及差使、殿侍。

这个制度听起来就很离谱是吧？

但如果追溯到源头，那就能理解了，因为这其实是中晚唐时期，唐朝皇帝对藩镇的姑息之举，是用来安抚地方藩镇势力的利益让渡。

——大成、美成、丰亨、纯熙、景熙。

而两府相公们，则是对其进行最终的挑选。

首先就是「大成」，因字形似「一人负戈」，被认为寓意不祥而否决，随後则是「美成」，原理差不多，被拆解为「羊犬负戈」，而「丰亨」的「亨」被认为「为子不成」或「无子」，也被排除了。

最後剩下的是「纯熙」和「景熙」。

富弼比较锺意前者，因为出自《诗经·周颂·闵予小子之什·酌》的「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很有典故。

而且，从周以上，所谓太祖，也不是始受天命之君，而是始封之君而已，如今僖祖虽不是始封之君，但毕竟是立庙的始祖，当庙数未超过七世之时，就毁其庙、迁其主，考察三代的礼制，是没有先例的。

所以说，汉、魏及唐的史料，其实不符合三代的先王礼制，呃，换种说法，可能叫「原教旨礼制」更合适一些。

因此，陆北顾认为应当保存僖祖之室以备七世之数，合於经传中事七世的明文，也不失先王礼意。

经过激烈辩论，最终苗太后下旨，任命枢密副使陆北顾任修奉太庙使，以八室图上奏，同时扩建庙室连同夹室共十八间。

至於大宋有没有那麽长的国祚来放下这麽多位，那就再说了，反正扩建太庙的工程量非常小，并不花什麽钱。

而韩琦认为，就《酌》诗的内容而言，这首诗是歌颂周武王伐纣武功的乐章，有北伐意味，恐刺激辽国，故而被否。

最终只剩下一个四平八稳的「景熙」了。

正所谓「景行光明，熙和兴盛」，其寓意君主如日之升，以光明宏大的德行引领国家走向繁荣，使得国家在仁德之治下，呈现出太平景象。

这个年号寓意不错，也实在是怎麽挑都挑不出什麽毛病，故而最终被选中。

这也就意味着，明年改元，就是景熙元年了。

第673章 于铄王师，遵养时晦 (第2/3页)

下依次降低二等，所以有天下的祭七世，有一国的祭五世，而自汉以来，诸儒传礼者，始有夏朝五庙、商朝六庙的说法，这种说法其实没有可以考据的源头，属於是谬传。

欧阳修则认为，如今司马光等人认为僖祖既不是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为依礼当迁，如此则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祭止於六世，不符合先王制礼依次降低二等之意。

陆北顾就纯粹是借题发挥，铺垫自己的变法理念了。

他觉得问题在於，其实三代的礼制，也没有说有把所立之庙置於太祖之上的，後世的礼制既然与三代不同，则庙制也不得不随时代而变，即「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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