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不确定了。

第二，它让干部队伍腐烂。

靠关系上来的人，能力够不够呢？

德行够不够呢？

但位置是这帮人占着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台尔曼开口了。他的声音很粗，像是嗓子眼里有东西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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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子女和普通人的子女之间，会形成一道无形的墙。

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到最后就变成了两个阶级。

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的特权阶级，又养出来一个新特权阶级。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二十一年就白干了。”

不安排，就是‘不近人情’。

安排了，就是‘用自己人’。

第二，革命胜利之后，干部队伍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

战时要打仗，谁能打谁上。

和平时期不打仗了，谁跟谁亲近谁上。

有能力的人上不来，慢慢就不想干了，或者被挤走了。

最后剩下的全是‘自己人’了。

自己人管自己人，没有监督，没有制约。

想不腐败都难。

第三，它会埋下分裂的种子。

第一，它让群众寒心。

群众看到干部的子女轻轻松松上军校、当干部、进好单位，而自己的孩子只能去扫厕所、挖煤、当兵——群众会怎么想？

群众会说，革命革了二十一年，换了一拨人骑在头上。

这句话，我在一九三八年就听过。

当时我以为是敌人的造谣。

战时的标准是能力和战功，和平时期的标准变成了关系和背景。

第三，对这群人来说，物资是短缺的。消费品是不够的，住房是不够的，好学校是不够的，好医院也是不够的。

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按需分配，但有些干部先拿走了。

先拿走之后，他们又不愿意放手，因为放手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要跟普通人一样排队。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有些干部忘记了革命是为了什么。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第一，权力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没有流动，没有轮换，没有有效的监督。

一个人在一个位子上坐久了，关系网就织起来了。

他的儿子、女儿、侄子、外甥、老部下、老战友——这些人都是他的‘关系’。

这些‘关系’需要一个出口，需要一个‘安排’。

他们觉得革命成功了，自己‘有功’，应该享受。

他们把‘人民公仆’这四个字念成了‘人民主人’。”

韦格纳把身体往后靠了靠，双手从桌沿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

他的声音低了一些，但更沉：

“这些东西的危害在哪里？

第1129章 德国的裙带关系 (第2/3页)

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头攥得发白。

台尔曼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在想什么很远的事。

迈尔翻开一个本子，拿起笔，开始记。

韦格纳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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