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无心评价这些获奖者，他只是对这股历史潮流很感兴趣，想搞些事情罢了。

比如用媒体话语权重新定义“好电影”的标准和“获奖”的意义。

这个需要慢慢布局。

不急，好大哥还没刷火箭，距离成功入世还早着呢。

……

除了构思新项目。

没啥事干的王盛，一边想着今年要拍什么电影，一边抽查公司去年生产的电视电影。

这些成本相对较低、制作周期短的片子，是培养新人导演、演员和编剧的重要阵地，也时常能发现被埋没的璞玉。

自打发掘了黄勃后，王盛就向电视电影事业部下达过明确指令，要多用合适且有潜力草根的演员。

他让李婷婷调来了几十部收视和口碑不错的电视电影录像带，随机抽看。

在他们之后，照猫画虎，以探讨人性为借口，再拍刻板印象电影的，主流报纸已经很少再给予覆盖全国范围的报道，把某一人抬高到“文化英雄”的地位。

这说明，当某种“电影节美学”（如聚焦边缘群体、社会苦难、特定东方意象）被反复运用后，国内观众和媒体开始产生审美疲劳，甚至引发关于“自我东方主义”以满足西方评委期待的争议。

使得后来者获奖的“纯粹性”和“荣誉感”在公众认知中打了折扣。

仔细观察会发现，2000年后的许多获奖电影人，在社会上产生的声量极其拉胯，这就是转变。

更有意思的一点，社会大规模批判欧洲三大电影节和欧洲三大电影节有重回神坛迹象的历史瞬间，竟然很巧合的集中出现在短视频自媒体爆发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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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我只是想搞事情 (第2/3页)

和韩国搞的“文化立国”、“韩流输出”差不多，反正是要打出去。

文艺片输出，也是吃到了这个风向的红利。

不过，2000年后的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者，远远不如2000年前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者在国内取得的地位。

第一个拿奖的是开拓者，有所谓的“先登”之功，举国欢庆，因此在国内的地位也相当高，比如张亿某、陈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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